汽车“以市场换技术”：一个伪命题

汽车产业开办合资企业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至今还是有人坚决反对，认为汽车合资是失败的。

汽车业为什么要搞合资？这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研究，不能脱离当时汽车工业的具体情况。1978年，我国汽车工业搞了20多年，当年汽车产量是14.5万辆，而且“缺重少轻轿车基本是空白”。所以，汽车工业一直在探索如何引进技术。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汽车产业发展中的“以市场换技术”失败了：市场被进口车和合资品牌占据，技术却依然落后。但实际上，改革开放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中根本没有搞过所谓的“以市场换技术”，外界的看法是对中外合资经营的误读。

抛开技术领域，合资对中国的汽车产业发展还是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获得经济利益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外国汽车厂商还会继续对中国“封锁”先进技术，技术积累和突破需要时间，买不来的、合作得不到的，就只能自己干，而对外开放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中国汽车工业的正确战略只能是两条腿走路：继续与国际汽车工业合作；坚持不懈地搞好自主研发。

邓小平拍板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原秘书长饶达曾回忆说，邓小平对汽车工业的*大贡献是同意进行中外合资，当时外国轿车进口很多，外汇就很紧张，国家考虑搞汽车组装，以产顶进，可是许多外国汽车厂家不愿意把技术引进到中国，所以其父饶斌和陈锦华（时任上海副市长）写报告给中央，要利用外资改造上海牌轿车，李先念、余秋里等都作了批示，**机械工业部向美国的通用、福特、日本的丰田、日产，法国的雷诺、雪铁龙，德国的奔驰、大众等**企业发出邀请电。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原秘书长饶达

饶达回忆说，那些外国汽车公司都认为中国轿车工业基础太差，对与中方合作不感兴趣。美国通用公司提出，中方*好用“合资经营”的方式进行合作，父亲当时是**机械工业部部长，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但要中央高层才能决定，于是确定项目以后报国家计委请示邓小平，这个事情是当时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负责的，他很快向邓小平作了请示；“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资经营”，邓说，“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嘛”，还讲了中外合资经营六大好处。

此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正值解放思想、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期。许多专家表示，“没有小平同志的支持，也就不会有上海的轿车合资项目”。当时对与外资合作，谁也不敢拍板，只有邓小平有这个胆识和气魄。

在二次“南巡”时，邓小平说：“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只是汽车这个行业。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当时国内对合资经营一无所知，更没有先例可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上海大众就谈了六年。

当时很多人也不理解。李岚清回忆说：当时我想，你们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怎么能同你们搞合资经营呢？通用说合资经营就好比是“结婚”、“建立共同家庭”，就更不可思议。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员，我能同你“结婚”吗？

2012年一次论坛上，有人说了三个观点：**，合资企业继续进行下去，中国汽车企业没有希望；第二，合资企业搞自主根本就是没用；第三，新能源汽车没有前途。

2001年，中国入世，开放国内汽车市场，降低关税，取消许可证配额，要么国外大量汽车直接进口，要么允许外资在国内设厂生产，当时的选择只有合资模式。

近年来，*早的合资企业合同到期，合资如果终止，外资肯定要建独资工厂，我们的选择只有继续合资。

不存在“以市场换技术”

原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李刚曾经明确表示，汽车业整体上没有“以市场换技术”的说法，但是一些人为了攻击方便，无视这一表态，继续抨击“汽车产业以市场换技术”是失败的政策。

以市场换技术，或者规范的说法是“技贸结合”，中国汽车工业也做过，比如引进五十铃轻卡技术，就是买了它2万辆商品车，就把图纸给了我们，这套图纸救了不知多少企业。

在**的吉普风波中，双方争论的焦点其实就是CKD数量，*后双方同意的数量是12500辆，在此基础上美方同意转让技术。

但轿车的情况不同，外企根本不愿意转让技术，买都买不来，当时很多公司也不愿意合资，所以不可能“以市场换技术”。

在当时的中国，汽车一直是一类物质，由国家下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产品由国家进行分配调拨，企业不能自主生产和销售，*初的合资企业北京吉普和上海大众都没有自己的销售公司，没有销售权，没有市场，何以交换？

1990年代末期，在桑塔纳完全国产化以后，有关部门发现利用合资模式推进研发能力的建设几乎不可能，在合资企业中，中方只是具有商标和生产技术的使用权，并不拥有知识产权，所以不可能在掌握已有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

我们还忽视了技术溢出问题。按照经济学的理论，技术溢出属于跨国投资的外部效应，主要通过四个渠道增强本地企业的技术能力。一是后向和前向联系，即外资企业与东道国本地的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联系，例如前者为后者设立更高的技术标准、提供产品质量控制的经验。二是人力资本流动，即外资企业培养出的高素质人才流动到本地企业中。三是竞争效应，即外资企业加剧了东道国的市场竞争，促使本地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加快应用新技术、发展新产品。四是示范效应，即外资企业的先进的管理模式或新产品为本地企业提供了模仿的对象。我们的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初的产品都是来自模仿，*初的技术和管理人员都是来资合资企业。

虽然“技术溢出”是技术转移的一种非自愿的形式。但是从产业带动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来看，技术溢出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改善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通过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对东道国同行企业及其他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积*的影响。

其溢出效应表现在：填补空白的技术，工艺和设备；通过合资，跨国公司提供的技术使东道国产品上档次；通过合资，不间断地滚动地引进技术；重视人力资源的培养，有助于人才的流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技术创新可以充分利用外部技术资源，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扩散来提高科技水平加速经济发展。全球500强几乎垄断了全世界大约80%以上的高新技术，是当代科技成果的主要拥有者，吸引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充分利用起技术溢出的积*效应显而易见的。

但是我们在抓技术溢出效应方面其实是没有什么认识的，所谓的“合资没有换来技术”就是*好的说明。

**，跨国公司大多倾向于只向子公司转让技术，主动防止技术溢出以保持自身技术优势，国际技术转移在很大程度上被内部化了，本地企业从跨国公司获得的技术转让比较有限。转让的技术越先进，外商就越倾向于采取控股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的方式。中国加入WTO后外资企业的独资化浪潮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规律。

其次，本地企业过度依赖引进现成技术，消化吸收投入严重不足，妨碍了技术示范效应的发生。据报道，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在1997年到2003年用于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费用平均也只相当于技术引进费用的8%。虽然这一比例在2004年上升到15%，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以日本、韩国为例，这两个国家用于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费用平均为技术引进费用的7倍。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写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指南》，将消化、吸收与创新作为引进技术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日本的崛起与其说是技术引进的成功，倒不如说是消化、吸收与创新的成功。

第三，外资企业的吸引力强于本地企业，人力资本流动效应不明显，外资企业的研发队伍较为稳定，人员流动性低，即使有少量研发人员被高薪聘走，大都仍进入其它外资企业工作，很少有加盟本地企业的。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与国际不能接轨，一些海归人员难以在国有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难以正常开展工作。

一汽集团原总经理耿昭杰曾经说过：一汽效益的百分之八九十来自轿车，而轿车效益的百分之八九十又来自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每年产生的巨大效益，德国人得到了，中国人同样得到了，即使他们从技术转让、散件出售等方面还得到很多效益，中国人从合资中得到的效益还是大于外国人。从经济利益来看，合资对我们是有利的。合资还为我们培养了很多人，很多人才是通过到国外学习、交流以后成长起来的，如果是封闭式的自己干，就不会出现这么多人才。

所以，中国汽车工业的正确战略只能是两条腿走路：继续与国际汽车工业合作，坚持不懈地搞好自主研发。

自主研发要耐得住寂寞

中国汽车产业政策，如“三大三小”（三大是指一汽、东风、上汽三大轿车基地；三小是指北京吉普、天津夏利、广州标致三个小型轿车基地）的决策，是在北戴河做出的，*初的轿车项目就是为了解决公务用车的问题，比如奥迪为**干部用车，桑塔纳是一般公务车，而二汽的轿车项目是出口导向（*终并没有出口）。

发展自主品牌汽车涉及到反腐倡廉，但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反腐败的认识没有现在这样高，反腐败力度没有现在这样大，而且提倡自主品牌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具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当时的官员对此都三缄其口。

国内先后制定过两个汽车产业政策，其核心都是支持大集团发展，并没有“自主品牌”的概念。自主品牌这个词直到2005年左右才出现。

现在看，中国汽车工业的关键不在自主品牌，而是自主研发。

印度《百喻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譬如有人，因其饥故，食七枚煎饼。食六枚半已，便得饱满。其人嗔恚，以手自打，而作是言：“我今饱足，由此半饼。然前六饼，倘自捐弃，设知半饼能充足者，应先食之。”

2002年，一汽老总竺延风提出耐得寂寞论，他认为，从我国汽车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规模来看，都无法与国际水平相比，需要沉住气，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工作。甘甘心心地耐得住寂寞，老老实实地回去打基础，要把自己的企业，通过十年、二十年，可能还要再长一点的时间，埋头苦干，把基础打好。但是这个说法遭到舆论界痛批。

当时大家喜欢听的话是“弯道超车”。所谓的“弯道超车”，就是直接吃第七个饼。前六个饼其实就是“耐得寂寞”，没有前六个饼，直接吃第七个饼可以吃饱吗？

耿昭杰曾经反思：直接把外国的产品拿来生产，经济效益来得快，而且不需要巨大的投资，因此风险也小。搞产品开发需要有很大的投资，见效比较慢，还有很大风险，所以很多人就采取“拿来主义”。特别是大企业有这种条件，国家能给它批项目，资金方面还可以得到支持，同时因为企业名气比较大，比较容易找到国外有名的企业合作，往往这条路很容易走成。而一旦尝到了甜头，就不愿意再走艰苦的路子，就放弃了自主开发。虽然在内心里也认识到应该搞开发，但是因为搞开发太辛苦，就不想干了，对此，有些老同志反映非常强烈，表示很气愤。他们不理解，目前出现这些问题，带有历史阶段性的原因，他们把它看成了**。